岁末年初，刚刚读罢《学术论著稿酬菲薄非国家幸事》（《文摘报》摘自1997年12月29日《人民政协报》董衡撰文），紧接着又有《拖欠稿费谁来管》（1998年1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本报记者文）。两篇小文章，一个大问题：出版界与著作界的关系。
董文指称：“我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得稿费二百多元，是我当时的工资的4倍；去年我发表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也得稿费二百多元，但只抵我工资的四分之一”。这位作者历经三十多年稿费几乎没有增长，是一个极个别的例子。然而，指出“学术论著稿酬菲薄”，却是千真万确。解放后第一个由行政机关制订的稿酬办法于1958年公布，规定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稿酬每千字4—15元（基本稿酬，另加印数稿酬）；1990年公布的稿酬办法，著作稿每千字10—30元（另加印数稿酬）。许多出版社至今还在依据1990年的稿酬标准支付稿酬。从1958年到1990年，从1990年到今天，这期间书价、纸价增长的幅度，一般人民生活费用增长的幅度以及出版业工资福利增长的幅度与稿酬的增长比较，只要不是白痴，谁都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距。仅仅指为“菲薄”是一个十分温和的批评。
《文汇读书周报》的记者采访了几位作家、翻译家，发现一个令著译者苦恼的问题：“按出版合同取得报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位译者翻译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1995年出版，“两年多过去了，出版社有约未守，不付分文，译者写信”，出版社“不理不睬”。记者发现，“一些出版社、报刊编辑部，利用知识分子爱面子的心理，从不把支付稿酬当成严肃的工作，……”
近年来接二连三读到反映出版界与著作界关系不协调的文章，除上述稿酬的菲薄与拖欠之外，还有出了书要由著作人包销部分书籍的。这类损害出版界与著作界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的做法，必然影响著作人研究与写作的积极性，既“非国家幸事”，从长远看亦非出版社“幸事。”
“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这句话在“文革”中被大批特批，然而，不能改变没有著作人就没有出版人的事实。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把出版界与著作界比喻为一辆车子上的两个轮子，是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1948年，生活书店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上，一篇短文指出：“著作界与出版界好比是同一辆车子上的双轮，在文化事业上相互辅助。”“著作界如不能供给好的稿子，出版界也无好书可出。就这方面说，出版界的工作，不能不为著作界的工作所决定”。
生活书店用行动证明，与著译者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般的关系，不是纯粹商业行为的合作。在抗战后期遭受国民党的摧残，生活书店全国56处分支机构或被封闭，或被迫停业，资财损失十分之八九的时候，总经理徐伯昕没有忘记滞留在上海沦陷区的几位翻译家，不断以预支稿费的方式接济罗稷南、董秋斯、蒋天佐等，使他们得以安心译作。
夏衍说过：“团结作家，尊重作家，与作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办好出版社”。夏衍早期几本译作，如高尔基的《母亲》，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是开明书店出版的。他在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的《难忘的开明书店》一文中写道：“开明书店认认真真地为读者服务，同时也真心诚意地为作者译者服务。从三十年代到全国解放，我一直靠稿费和版税糊口，在整个抗战期间，我离开上海之后，留在上海的家属的生活费用，主要的依靠是开明书店的版税”。开明书店向流亡到大后方的著译者、留在上海等地沦陷区的家属送版税，不止夏衍一家。楼适夷也说，他翻译的高尔基的《人间》在开明出版后，“连续印行，都定期由书店送版税给我家属，使我在抗战流浪中，还能照顾一点家人”（见楼适夷《难忘的鼓励和帮助》）。
开明书店与生活书店都是由几名文化人办起来的并不富有的出版社，他们认定著译者是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所以在极端艰难的时期也不会忘记著译者的艰难。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当然也有不少带有投机性的出版社，偷印你的书稿，不声不响，拖欠稿费，翻脸不认人。楼适夷在上文中就说道：“很多大小书店欠版税、赖版税的现象很普遍，照我的经历，主动给我送（版税）来的似乎只有开明一家。”两类出版社，两种态度。
如今所有的出版社都姓“社”，不姓“资”，都把“多出好书”、“多出精品”作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然而，是不是都意识到首先要有一个多出好书和精品的条件，也就是说，出版这辆车必须具备两个轮子才能前进。有些出版社用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著译者，当我策划到你头上时，与你合作；等到书稿到手之后，对不起，由我说了算。这种合作法是八十年代推行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缺少长远考虑的短期行为。虽然今天有策划编辑可以策划，但策划来策划去最终还得由著译者拿出书稿来。“出版界的工作，不能不为著作界的工作所决定”，这个无情的法则今天没有变，明天也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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